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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六年教育部长的周济博士终于走了,离开了教育部。此消息颇为突然,因为63岁的周济在第二任任职并不久,坐满了这一届也就到了正常退休年龄。但却在此时突然去职,留下了给人想像的空间。

关键是周济主持教育部的六年,实在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倒是问题和弊端丛生,以致让独立性并不强的人大和政协代表们也多有批评之声,甚至有政协委员当着周济的面痛批教育的各种问题。代表们对教育部长的报告投出了最多的反对票和弃权票,尽管仍然通过了。

作为经济高度上升时期的一个大国的教育部长,应该说并不好当。作为一名工程专家,周济虽然留学过美国,但总体上的人文和管理知识及水平相当有限,经常出一些不合时宜的馊主意,讲一些有失体统的话。他似乎只熟悉官场的阿谀奉承之术,却并不懂得如何搞好教育,也不了解广大知识分子和教师们的心声。这六年里,教育部得到的资金远高过此前六年,但大量基建工程在规划上的问题和巨大浪费,以及与此相关的腐败,也是空前的。武汉大学的两个副校长级干部因此而被双规,这大概只是冰山一角。这几年,部属高校更换了相当数量的校长副校长,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懂得教育管理,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认真办好教育的,对此的答案教育人都知道。整个教育部门进一步行政化、官僚化,学校日益变得像官场,一切依行政官员的意志转,只会进一步滋生腐败。

学术和教育的腐败也问题颇多,真正创新的科研成果日益减少,抄袭造假的“成果”普遍增多,已经见怪不怪。科研经费日增,使用和管理经费的效率却不见提高。工科出身的周济喜欢搞大工程,以为科研创新可以像制造原子弹或波音飞机那样组织成行上万人攻关就能成功。于是,好大喜功的他改变了科研经费的管理方式,甚至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科研项目也以千万元为单位,由高校少数几个担任行政职务的官员担当项目中间商,由他们像工程分包商那样再批包给教授个人。实际执行下来,真正创新的成果实在少,更不要说有拿诺贝尔奖的实力了。近年教育上的科研和教学成果奖不少,但大多为自吹自擂,教授出身的校长院长们也热衷于排名的名次、统计奖项的数量,满足于上报材料,编造数据,热衷于发表论文的数量。至于究竟有无创新,甚至文章有没有人看,成果有没有引用,则并不重要。其实际的质量和社会效益,实在不敢恭维。

基本不懂政治、缺少人文知识的周济并不甘寂寞,搞了一些惊人的小发明,诸如在中小学教育上花里花哨的改革,实在不伦不类。有政协委员痛批教育部把文革期间极左口号盛行的样板戏台词和唱段收录入中学语言课本,用空头政治教育学生。诸如此类的胡乱改革除了向某些权势者献媚以外,实在没有什么教育功德可言。对其美国工程学博士的学历也是一大讽刺。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在一门专业中有所建树,并不代表就真正懂得教育和管理,能够引导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走向正直、创新和德行。教育部是仅次于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重要部委,其工作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文化教养、人才培养和精英取向。因此,在教育部门选好一个校长和部长,实在是艰巨的任务。弄个不懂教育的庸才,往往能败坏一整个部机关和学校。像蔡元培、胡适之、马寅初这样的大学校长、研究院长和教育部长,才堪称教育的行家。

谢天谢地,周济终于不在教育部混了。但我并不担保没有周济的教育部会迅速改正作风,走上正轨。这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另外据说周济是另有任用,大概是接替70岁的匡迪担任工程院院长。我不知道一个在教育部政绩差的人,为何可以平移去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专家如林的工程院继续享受正部级。今天的官场如果没有真正民主的选择,或者至少通过真正客观和有代表性的民意测验,来决定干部的任用和流向,就很难避免此类现象。毫无政绩的人完全不必再易地易部继续当官,退休回家是正道。如果还没有把专业忘记光了,不妨再做点科研,给社会发挥一点余热。如果专业已经忘记光了,不妨去搞点公共福利和慈善事业,也比继续掌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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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

顾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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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启东人,知名政法学者,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教授 。美国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哲学硕士(1985),南京大学哲学博士(1989)。曾任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文学者,澳洲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出版专著多部,代表作《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数种简繁体字版本,影响很大。最近出版《理想国之后》。在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社主编《政治法律哲学》、《大学文库》、《成功学习》等丛书。用中、英、俄、意、法等文字发表论文100余篇,为《新京报》、《法制早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民主与科学》等中国和海外报刊撰写法律与政治方面的社评、评论、专栏文章100余篇,传播民主与法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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