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读经，近年再度掀起讨论的波澜。其实这方面的争论自近代以来就没有停止过。自中国被迫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了直接的比较和碰撞，有了危机感，才会讨论这个问题。否则，只有一种主导的文化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无论落后还是先进，危机还是安定，只要正常地改朝换代，天朝上国的美梦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一百多年来，每次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几乎都是内部危机和外来影响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洋务派的主将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恰恰就是这样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加激烈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内忧外患令中国接近崩溃之时。但新文化运动期间和之后也有比较理性的讨论，比如西化派与传统派就进行了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论战。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洞开，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更是从未停止。近几年再掀波澜，恰恰是全球化咄咄逼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 

以复古为目的的诗经不可取

问题在于，今次讨论的总体水平不一定及得上新文化运动的那次讨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简单化地对待传统文化，一些人停留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简单逻辑上。全有派主张全盘复古，因而有虔诚的教授主张重建古代经院，让今天的幼童从小就读中国经典，或许还能再造几个孔孟圣人。全无派则从内心深处仍然主张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一无是处，因而需要“洗清画布”，全部接受外来文化，再造中华。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赞成这两种极端，提倡批判地改造或创造性转化传统，但他们的说法大多停留在抽象层面，至于具体怎么改造和转化，则不甚了了。

我个人觉得，以纯粹复古为目的鼓吹读经和灌输传统文化，是真正的不识时务。今天的时代和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事情都国际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本身也已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经济行政，今天要找到真正的国粹，已经相当困难了。现实变，思想必变，在此前提下再复制古董，至多只是博物馆里增加点供人玩赏的东西，而且是膺品。今天把幼童们关在经院里念“子曰诗去”，如果不接触外部世界尚能维持一段时日，但也产生不了古典的圣人来，因为造成圣人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具备。一旦接触五颜六色的外部世界，复古者们的无奈即刻显现。再说，你让他们读经尊圣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延续传统，使之与世隔绝那就完全达不到目的。这里且不说那些复古主义的教授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拒绝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这个言行一致的问题了。至于以研究为目的而读经和学习传统文化，那是有关领域学者的责任，同样不必厚古薄今，以复古为目标。这是一个“回不去了”的世界，我们只能向前看。

那么，读经和学习传统文化究竟有无必要？当然有。但这不是以复古为目的，而是通过借鉴传统来为改造现实服务。比如，生活在网络时代的青少年对于古典文化、特别是中国经典知之甚少，尤其是一些学习理工医农和商业管理的学生，需要用一部分时间来研读古典作品，以便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从传统伦理中汲取积极的成分。我曾经与日本、韩国和我国港台的学者们进行过交流，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目前中国大陆的实际人伦关系离东方传统最远，大概与中国大陆过去一百年里的特殊政治和社会事变及文化发展有关，西方激进思想在此的实际影响力远大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阶级斗争和尖锐的社会冲突所养成的怪胎——斗争文化。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较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人伦观念，在此前提下，适当地学习传统文化，经重新解释后提倡新型的忠孝和仁义礼智信，培养新式的君子，使得现代化的新人们既重视个人自由选择，又不失其正人君子的风度和修养。这倒是需要认真做的一件工作，但必须与复古划清界限。 

理性全面地认识和介绍传统文化

今天是全球化的时代，读经和继承传统文化，同样存在一个态度问题，即不能以盲目排外的方式来歌颂传统文化，或者对传统文化的落后面、阴暗面不仅不揭露，而且文过饰非，为尊者讳。相当一段时期，我们的传统文化宣传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以贬低外来文化为前提，缺少客观的理性的分析。比如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而西药全都有副作用，甚至还有像林语堂那样把层层叠穿起来的对襟袿子说得比西装还不知高明多少倍。直到今天，我们经常听到“只有在我们中国才会有这样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以及西方只有物质文明而我们有源远流长的精神文明之类的话。这与封建专制时代把外国人都当作蛮夷而只有中国人才是最高尚的民族的说法异曲同工，是“中体西用”说的翻版，制造了不少盲目排外和崇拜传统的“愤青”。我教过的一个以高分考入南京大学的本科生，学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之后，突然发自内心地向我发问：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遥远的西方的东西？我始终看不出它跟我有什么关系？让我吃惊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排外思想，而其根源却是可以找到的。

值此开放的时代，信息高度流通，人们生活和思想多样化，我们不需要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来骗出个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来。更不必以歌颂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名义为封建专制制度唱赞歌。近年多部帝王戏公开声言是正剧而非戏说，却把历史上的暴君描写成有人情味、天下为公的君主。甚至只字不提清王朝的几个“明君”把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也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基本事实。以这种不顾事实掩盖真相的方式歌颂传统文化，恰恰是对传统的不负责任，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志士仁人对封建专制制度深刻反思的一种背叛。其实，向人们讲清楚专制制度的丑恶，并不意味着不爱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面，也不是卖国主义。而那种文过饰非的态度在新时代究竟是不是爱国，才值得我们打个大问号。

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太复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其形成原因也纷繁多样，至今还没有真正理出头绪。一些人从单因素决定论、简单因果性上说明其原因，但稍加分析，就足以贻笑大方。比如若干年前的所谓“超稳定结构说”，把物理学上的一种理论简单地移植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又如，大科学家杨振宁最近把中国科技的多年落后归咎于《易经》里缺少演绎推理，同样是把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为一两个因素，不能说服人。而这恰恰又激起了对传统文化感情浓厚的人们同样简单化的抗议。

任何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的感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此为基本的出发点，尤其是在今天，理性的态度更为重要。我们与其把精力花在这些暂时争不出是非的庞大（其实也是空洞无谓）的问题上，不如认真地做些实事。比如仔细分析今天还存在哪些阻碍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政治、思想方法和观念、习惯上的因素，再考虑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改造。在政治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可以继续作为经典流传于世，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高风亮节；哪些是与当今世界的潮流相悖的，比如限制人际平等和个人自由的“三纲五常”；哪些是可以作为发展民主与法治的补充或借鉴的原则，比如“君轻民贵”、“明于法度”；哪些是在经济改革中需要警惕的，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哪些是传统所基本上缺乏的，比如尊重个人自由选择、思想宽容、民主政治，如此等等。

传统的生命力非常强大，但传统又是不断改变的。好比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仔细追究细节，甚至很难讲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本质特征。但是以河岸为标准，人两次踏入的仍然是同一条河流，在中国发生的变故仍然是其传统的延续。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游离于常量和变量之间的对象。有人一听说西化，就神经质地斥之为“数典忘祖”，其实，中国文化至今离西化还远得很，不必杞人忧天。当然，我不赞成提“全盘西化”这种极端的、也根本无法实现的口号。

我所强调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并介绍传统，认认真真地改造传统，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新的传统。 

(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17日)